JN江南体育|人生哲思之二十三：文化的特性

本文摘要：Peter L. Berger: Invitation to Society: A Humanistic Prospective， Anchor

1.JN江南体育与社会的同一性

JN江南体育和社会相辅相成。JN江南体育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化的产物，是由社会创造共享，并且由社会族群代际传递、发展的一系列有形无形、或显或隐的观念、行为规范、习俗惯常及其体现这些传统观念的物化了的形态。

社会是由精神JN江南体育、制度JN江南体育和物质JN江南体育所构成。物质JN江南体育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制度JN江南体育是社会存在的层级架构的设置，以及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协调运作的基本规则与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精神JN江南体育乃是社会存在的核心，是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JN江南体育的根本要义。

JN江南体育根植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应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满足生存的需要，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采摘可食植物、猎取动物——进化为驯养动物，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以满足食物的需要；从植物中获取原料，编织衣裤，以满足蔽体御寒的需要；筑墙架梁盖顶建屋，以满足挡风遮雨屏蔽猛兽侵袭的需要。人类在满足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也必然地会有更高的需要：食得精细点，穿得美观点，住得舒服点——至此，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更是生活，在发挥自身力量的同时去体验去创造新的生活。作为JN江南体育现象的JN江南体育，JN江南体育是在人类有了剩余的劳动产品和剩余的精力之后产生的，比如收获的粮食在满足消费需求后有剩余，于是就把剩余的粮食用来酿JN江南体育，这样就产生了酒JN江南体育——无法想象人们在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会用粮食酿造酒，更别谈酒JN江南体育了；另一方面，人们有剩余的精力，劳作之后，一群人围着一堆篝火载歌载舞，或者人们在特定的日子会聚在一起庆祝丰收或敬拜神祇，并且经仪式化固定后就产生了艺术或宗教。

JN江南体育首先是族群的，是艺术的，然后才发展出作为政治、哲学、宗教和科学的JN江南体育。JN江南体育在JN江南体育中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物质JN江南体育，诸如饮食JN江南体育、服饰JN江南体育、器皿JN江南体育、JN江南体育JN江南体育等等；另一种是在物质JN江南体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与之相应的精神JN江南体育，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法规制度习俗，以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JN江南体育与社会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社会是由物质JN江南体育和精神JN江南体育构成并且维持的，甚至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JN江南体育。

那么，社会是什么？虽然我们天天生活在社会中，但是对社会这一概念模糊不清。“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是指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用更专业的语言来说，是指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

”［1］三人成众，这个“众”就是微型社会。社会可大可小，不论社会大小，其实质就是以语言JN江南体育为纽带的互动的人际关系。社会不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场所——虽然它具有空间的特性，社会是一种以JN江南体育为表征的人气场。这一社会的JN江南体育气场具有强大的力量，渗透每个人的内心。

“社会不仅决定我们做什么，也决定我们是什么。”［2］“社会不仅控制我们的行动，而且形塑我们的身份、思想和情感。社会的结构变成了我们自身意识的结构。社会不会停留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社会把我们包围，渗透进我们内里。”［3］

莱斯利·A·怀特指出：“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于他所存在的JN江南体育环境中，当他一来到世界，JN江南体育就统治着他，伴随着他成长。JN江南体育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等。

总之，JN江南体育向他提供了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4］人无不都是JN江南体育的产物，他操持的言语本身往往就体现了他是属于哪种JN江南体育类型的人；他的言谈举止或多或少透露出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JN江南体育影响，因为人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而生存，这一特定的社会是JN江南体育了的社会，亦即与JN江南体育相同一的社会。

JN江南体育之于社会，好比语言之于人心。

一个人语言能力强，往往心智强；同样一个社会JN江南体育昌明，往往是政通人和、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的盛世。JN江南体育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显然是互为因果的概念，这一假设固然需要史料的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JN江南体育和社会具有高度的重合性：JN江南体育即社会，社会即JN江南体育。

我们无法想象会存在着一个没有JN江南体育的社会，同样也无法想象一种JN江南体育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这点显而易见是不证自明的。之外，至少我们还可以肯定与社会相同一的JN江南体育还具有以下的特性：（1）创生性，JN江南体育能创造意义价值；（2）稳定性，经久不衰的JN江南体育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JN江南体育；（3）流变性，文化是动态的，扩散流布的；（4）交互性，交互性体现在融合与冲突两个方面，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要与其他文化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冲突融合，这也是文化常变常新的创造力源泉之一。

另一方面，每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而同其他文化相区别，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仅形成彼此沟通的障碍，也难免带来利益的冲突，而在文化差异掩盖下的利益冲突正是天下不太平人祸频仍的根源。

2.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这一概念可大可小，大到无边无际——宇宙学，归属于科技文化；小到日常生活细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等等。在这大小之间还有众多的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宗教文化、世俗文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就是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切入、按什么标准划分，都可以把文化分成多个类别，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具有如此众多的定义的缘故。

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民族，与之相应，也就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民族的风俗和节庆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比如西方基督教世界一年的节庆有圣诞节、新年、复活节、感恩节等等。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体现了鲜明的华夏民族的特色。

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民俗节庆，也同样体现在建筑物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北京的故宫和罗马的广场建筑无不都表征各自的历史文化。建筑物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符号，而且还是不同文化交融的象征。以上海外滩万国建筑为例，这些美轮美奂的欧陆风格的建筑见证了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文化的概念虽然名目繁多，但文化概念的核心始终是人、人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确知：第一，文化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涵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于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文化的标签；第二，文化不是一个实体，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它同语言一样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一种文化的样貌则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形态；第三，文化的多样性包含文化的历史性、族群性以及地域性。

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文化。每一种文化自成一体，形成一个文化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有大大小小的文化圈组成的。

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无不具有显著的民族和地域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色。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包含了文化的独特性。

3.文化的融通性

我们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铁器以及竹简等等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古代文化，因为这些出土文物是那个遥远的时代固化了的文化，是“死”的文化，而文化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是“活”的、流动的。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其间政治的版图分分合合，或扩张或收缩，然而华夏文化历经五千年沧桑，经久不衰，是当今世界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

华夏文化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显然不是笔者在这一小小的篇幅里能够解答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华夏文化的融合互动的特性（融通性）恰恰是其生命力的一个泉源——因其融合，故能成其大；因常互动，故能充其实。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通往中亚、西亚直至欧陆的商贸文化交流之路，史称“丝绸之路”。

据史料记载，1405年至1433年历时二十八年，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途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东非。郑和七次下西洋，对促进华夏文化向西方传播的意义无可估量。

15世纪后欧陆思想家逐渐关注中国，走在前列的无疑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期间，欧陆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展宗教活动，布道传教。

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这是文化的交流互动现象。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渗透，并通过异质文化因子的输入来改变弱势文化的性状。清末的中国国势式微。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启了中华民族屈辱与反抗外侮的历史篇章。

一百多年来，西风东渐，沧桑变迁，然而中华文化彰显出顽强的韧劲和包容、同化异质文化因素的海量。远的例子可追溯至两汉时期的佛教传入东土，近的例子是明清五百多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基督教落地华夏后，也本土化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从上文所作的简单的文化交流史勾勒中可知，文化的融通性包含了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的性能。缺乏融通性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他的《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述：“文化就是交流。

”［5］。以往我们总是静态地看待文化，把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止步于现象层面。霍尔的文化观使我们意识到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交流互动不仅仅是文化的功能，也是文化存在的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是交流”就具有了充分的理据。

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善良的人们都怀有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地球的东南西北，从一边到另一边早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高度发达的科技缩小了空间的距离，地球只是一个村庄——地球村，所有的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理应求同存异，平等交流，增进了解，互利互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地球村的村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命运共呼吸，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不论肤色、族群、历史文化传统习俗，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大气层内，都有一样的心愿：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朴素表达。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善良的愿望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在当今地球村内，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满怀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与邻为善，但是国与国的关系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你付出真诚的爱，未必会得到爱的回报——只要看一看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和蒙受恶舌的黑喷，就会明白地球村里有无赖、流氓、恶霸之流。

对付这些无赖、流氓、恶霸之流当然不能一味采用友好亲善的政策，必要的时候就要以暴制暴，以武止武。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动荡中，不确定因素陡然上升，危机四伏，各种冲突迭起。撩开纷繁复杂的现象，这些冲突归根结底都可以视为文化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或许正如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对向来抱持世界大同美好愿景的中国来说，固然要以和为贵，但决不会一味地求和。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必然会遭遇种种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尤其要在文化上做强自己，一个文化自信自强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当下的中国需要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构建适合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的新的中国文化，并以新的中国文化的形象现身在世界舞台上。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需要某种精神作为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支撑。毫无疑问，这一精神首先得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但传统文化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需要仔细甄别。笔者曾经浏览网页，得知北方某些地方搞起穿汉服、读《三字经》之类的活动，场面蔚为壮观，仿佛时光穿越，回到了二千多年前。

笔者无意针对这一现象作出评论，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只是笔者心存疑虑：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人把一千多年前《三字经》之类的启蒙教材翻出来当经典诵读，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笔者在此想表达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文化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就是一个例证；第二，世事常变常新，而传统观念是固化的，这样就形成了观念和现实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就只有更新观念，以适应现实的变化；第三，我们要打造21世纪新的文化，固然首先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要从《周易》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当然，要做到这点，首先要改变我们把《周易》视为卜筮算命的工具书这一固有的成见，重新认识、研究《周易》的思想价值：《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也是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唯变是从，适者生存，在变化中自强不息；在世相万变中，立定不变的根基。

其次，中国依然需要深入研究以英语世界为代表的异域文化的现状以及流变趋势，这就要求进一步重视外语教育。

一个人掌握了一门外语，就意味着他有了看世界的新的视野。洪堡特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他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藩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藩篱的约束。

所以，我们可以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6］歌德说：“一个不懂得外国语的人，也就不懂得他自己的语言。”［7］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

不懂得他国文化的人也很难说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清晰的理解。只有知彼知己，取他人之长，补一己之短，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增强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能力也同样显得至关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应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伴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大融合、大碰撞，在当代世界文化融合、碰撞的潮流中只有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者才能担当中流砥柱，化干戈为玉帛，求同存异，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2021.7.24

注释

[1]Peter L. Berger: Invitation to Society: A Humanistic Prospective, Anchor Books, 1963, p.26.

[2]Peter L. Berger: Invitation to Society: A Humanistic Prospective, Anchor Books, 1963, p.93.

[3]Peter L. Berger: Invitation to Society: A Humanistic Prospective, Anchor Books, 1963, p.121.

[4]莱斯利·A·怀特《文化科学——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

[5]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81, p.94.

[6]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2页。

[7]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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